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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年头回跟着中央来的知青队伍进山，我站在拖拉机后头，后背被桑树叶子刮得生疼。带队的是个姓张的干部，四十出头，上海人，回来前在部队当过文书，说话总是夹杂着“同志”“根据指示”的。他挺客气，说山里的老乡都是亲人，让我们安心扎根，完成任务。可看看前后左右的年轻人，脸上那叫一个兴奋，就知道这趟事不简单。 山路弯得跟麻花儿似的，拖拉机突突突地往前拱。我估摸着得翻过三道梁子，才能到生产队的驻地。有个同队的姑娘，姓李，戴着顶褪色的红工帽，总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儿。她蹲在路边啃干粮，狼吞虎咽的。我问她干啥呢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等会儿有好事呢。”好家伙，我瞅瞅她那副吃相，就知道她说的好事肯定跟吃有关。 果然，刚到岔路口，张干部就把我们叫住，说老乡们特意往山里送了油糕。他捧着个搪瓷盆，笑眯眯地分给我们，每人两个。我捏着那油黄澄澄的油糕，手心直冒汗。这年头，白面做的点心比猪肉还金贵。李姑娘直接抓了两个塞嘴里，嚼得嘎嘣响，压根不客气。 晚上住的土屋，窗户糊着塑料纸，风一吹就哗哗地响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外头传来几声狗叫，心里直犯嘀咕。这帮老乡到底能不能处得来？张干部倒是挺会来事儿，主动找农民借了些玉米面，晚上煮了稀粥。那味道，哦我的天，简直能让我眼泪直流。 可日子没那么简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干部就召集我们开会，说要建学校。他说山里娃儿上学难，咱们知青得尽点义务。我瞅瞅周围那帮年轻人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恨不得立刻拿起锄头。只有李姑娘，坐在最后一排，扒拉着碗里的野菜，一句话不说。 建学校那活儿累得要死。采石头、和泥、搬砖头，没一个轻松的活儿。农民们看我们干得欢，也不好多说啥，只是偶尔递过来搭把手。有个叫王老汉的，头发花白，总喜欢坐在一旁抽烟，瞅我们干活。有一次，他突然说：“你们年轻人啊，别瞎折腾。” 这话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张干部脸一沉，说：“王老汉，这是响应号召，是光荣的事！